搜狐体育讯 谢奕
2002-2004总编辑 1964年生于汕头，198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，1991年始从事足球报道工作，著有《中国足球调查》。现为《广州日报》副社长。
30年的《足球》报，可以讲三天三夜，对我来说，也可以用八句话“一语概之”：《足球》报是中国体制外传媒典范，中国最早市场化的媒体先驱。
它的孕育和诞生，要归功于七八十年代一代传媒先驱和广东的开放环境。所谓“合天时合地利合人和”，第一任总编辑老严的创业基因和成长渴望，就是典型那一代广东企业家的气质，这种渴望，像一颗生命力旺盛的种子，在受香港传媒民俗影响的广东土壤中，找到了潜在的足球市场，在当时领导开明的支持下，找到了游离于体制外的经营机制。
这是中国报纸发展历史上的一个特别案例：一批记者编辑，在承担广州日报体育版正常采编的同时，“炒更”19年（1997年以后足球报才有专职记者编辑），利用业余时间做出了一张全国发行百万份、人均年创利50万元的专业报纸，靠的，却是传统新闻单位体制外的资金投入、体制外信息渠道、体制外编辑记者、体制外激励机制、体制外社会资源，正是这种体制外的运营，却做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一份真正服务读者、以市场机制运转的报纸。
《足球》报是中国报刊活跃时期“海纳百川”活泼文风的典范。
由于人手紧张，《足球》报一直四处吸纳全国优秀名家作者，却反而真正利用了社会资源和民间智慧办报，真正体现了现代媒体作为“社会信息经纪人”的功能。《足球》报九十年代就在全国对部分名家实行“千字千元”稿酬，即使在今天，这银子砸出来也“掷地有声”，从汇聚北京上海著名作者的专栏《京华新村》《海派之声》，到“正军师”集中民间智慧的“甲A幽默奖”，从早年在全国读者中开展民意调查，组织大学生辩论赛，亦庄亦谐煞有介事地设置“裁判拒收红包奖”，到后期开设洋教练个人专栏和长篇连载，“甲A十年”之种种策划，无不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。
《足球》报是一份有理想、有担当、有骨气的“野报”。
由于身处“体制外”，由于要为读者服务，要靠“职业化”才能生存发展，《足球》报的气质，始终是一份真正职业化的媒体，始终迥异于体制内报纸，因此曾有南方那份“野报”之称（据说源于某任足协主席对《足球》报的称呼），呵呵，这种“野味”，其实正是30年来《足球》报所有记者作者同声同气之处，喜欢并投身《足球》的“野人”们，都因为愿意在一份有理想、有担当、有骨气的报纸工作，所以，它海纳百川，执着于汇聚南北“野人”，集纳多方观点，探寻如何培育一个符合职业体育规律的市场机制、一个能够使中国人尽其才的体育环境、一个与世界接轨的体育价值观。作为一份体制外的报纸，《足球》报从来以思想解放著称，在议题设置上有特别强的能力。十强赛后组织全国作者商榷“二流论”，甲A环境恶化时连篇重磅系列报道，反对取消联赛升降级的《阎掌门你不该这么做》，米卢执教时期坚决“保米”，都在体育媒体中观点鲜明、独树一帜。
中国有过不少体育媒体，各有特点各有读者，但像《足球》这样始终能够在体育管理体制、职业体育机制上深入研究探讨的，可以说是独此一家。杜甫诗云“文章憎命达，魑魅喜人过”，在体制外生存环境中，一份汇聚全国“野人”的“野报”，以球会友以球说事，戏如人生人生如戏，实属难得。
《足球》报是我大学毕业时选择到广州日报的理由，是我为之奉献了12年岁月的青春所在。
感谢《足球》报，让我体会到一名职业记者的辛苦与幸福，让我真正享受到工作的愉悦并创造保持多项“自虐”纪录：1993年曾14小时内手写稿件16000字，1993年曾连续出差43天回穗时单身宿舍满屋处处发霉“长毛”，1997年在土库曼曾因发图片传真不顺而一晚就花去国际长途1200美元，1997年到塔吉克出差居然要自带饮用水！12年间因采访之名到过33个国家，2001年去阿根廷，更是连续飞行38小时、因机场工人罢工只能拖着行李走几公里、然后到球队住地采访写稿！
多年的“自虐”是有后遗症的，譬如，每次世界杯欧洲杯天天通宵出报到早晨七点的折磨，却使我以后在值综合性日报那种只到晚上一两点的夜班时，觉得非常轻松幸福，而偶尔出现的“梦魇”，经常是出差昆明春训时，传真机因传真页数过多而断稿闪烁时的那阵心焦。
《足球》报是中国足球爱好者的偶像和启蒙者。
像我这代“486”体育迷（生于六十年代，八十年代上大学，年纪四张以上），无一不是在《足球》报启蒙下，不幸热爱上中国足球———这种曾经的热爱，虽然注定以后多在“恨其不争”中扼腕，当初却就像禁忌中才让人心跳的初恋———后来知道，这种初级而实在的满足，也就是描述经济学“边际效应”概念时常提及的那“第一个馒头”。生活在当今娱乐和资讯都呈过剩状态的这一代年轻人，已经很难体会到那种娱乐和资讯匮乏时期每周只能“填饱”一次肚子所带来的满足，很难体会到父兄们那种激情与迷恋，很难理解对一份报纸居然可以有这样深的感情。
《足球》报是中国足球“辛辛苦苦十五年，一朝回到解放前”不断动摇、不断懈怠、不断折腾的见证。
但这种感情也带有一种滑稽。看到改革开放30年大会上总书记“不动摇、不懈怠、不折腾”的九字真言，很让人感慨。从1992年开始，中国足球成为体育系统中第一个走向市场的项目，也就是与世界职业运动项目接轨，所谓的“职业化”。但是，附属于国家体育总局之下的中国足协，虽然脱胎可又仍然受制于举国体育金牌体制，这十几年，基本上是一个不停地“折腾”与被“折腾”的机构，无法形成一个有竞争力的管理体制和育人体制，可以说，无论从哪方面评价，这十几年的足球已被“折腾”失败，《足球》报记录的，其实就是一整部中国足球改革夭折的“折腾史”。
《足球》报是印证中国媒体“不说白不说，说了也白说”之无力感的一个例证。
我所理解的“不折腾”，是以人为本、实事求是的形象说法，就是按照规律做事，按照世界普遍规律做事，按照运动、人性、市场、营销的规律做事，而不是形而上学、形式主义、教条主义。包括《足球》报在内的中国体育媒体，为中国足球的改革折腾了十几年，最后，折腾出什么效果？
这个问题，难免让人黯然，曾经以为，记者和评论家的血性和见识，会给所谓决策者带来可供借鉴的价值，而现实则是，所有的口水基本都是“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”，“国家干部们”该怎样折腾还怎样折腾，足球市场被活生生地折腾掉，中国足球早已成了最大的口水缸。
所有的呐喊如对牛弹琴，最后几乎归于沉寂，这难免令人怅然，但我坚持认为，这不是体育报纸的错或者无能，呵呵，事实上，在特定环境强大现实面前，媒体能够算得了什么？口水也就是口水而已。
《足球》报是中国新闻媒体永远的骄傲。
现在常遇到一些《足球》报的老“粉丝”，基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，年轻人越来越少知道它，风骚各领三五年，隔代的东西有时难以言传，我们这一代，现在已经习惯“把一切写在胸口，静静地走过”，但那曾经献给中国足球的“自虐”，却依然让我们自信地挺直腰杆———因为我们知道，尽管无力，但我们这些“体制外”的足球记者，曾经以职业传媒人的专业操守奋斗过、激昂过、呐喊过，在中国报纸和体育发展历史上，“野报”《足球》，依然并将继续留下一个不大不小、永远清晰硬朗的印记。
奥运会过去了，中国的体育和足球其实都需要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，愿中国足球死去之后从头再来。
30岁的《足球》报新的征程，将与未来必到的历史机遇息息相关。
晓新兄弟，你们的“野性”，肯定比我们这一代更野！呵呵，就像我2002年在《我们为什么当记者》中写到的：“《足球》报，我们，现在向中国的球迷和公众再次保证：我们不愿也不屑媚俗，我们就是要立一个中国足球新闻的‘牌坊’，以我们并不坚强的双肩，去写些并不令人‘快乐’的文字————直到中国的足球可以给我们真正的快乐。因为，我们是记者，我们是一群快乐的牛虻。记者证？就寄存在新闻办那里了———即使没有那个‘证’，全中国没有哪一个赛场是刘晓新进不去的，相信他，相信我们。”
见证过《足球》报和中国足球前十几年发展的历史，它们其实都使我对文字能够写出的“历史”存个问号，所谓“历史”，永远只能以各自的角度珍藏在各自的心中，说到底，逝者如斯，白驹过隙，无论怎样的记忆，都是各自心中值得记取的宝藏。谨将我的回忆，还给30岁的《足球》报，在我心中，在中国几代球迷心中，它永远睿智不羁，永远昂然坚挺！
(来源：《足球》报)
(责任编辑：宋明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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